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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是如何战胜生命中的忧虑?

繁重的生活、工作压力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情绪的存在,人们都想摆脱不良情绪,却在很多时候都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如何能够面对现实,活得开心?今天“读写客”推荐美国成功学大师戴尔 · 卡耐基文章,探讨人性的优点与缺点。

1871年春,一个年轻人拿起一本书,书中21个词汇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综合医院的一个学生。他为期末考试烦恼,为无所事事烦恼,为何去何从烦恼,为怎么实习烦恼,为如何谋生烦恼。

得益于1871年读过的那21个词汇,这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声望的内科专家。他创建了蜚声世界的霍普金斯医学院,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皇家教授——那是大英帝国授给医学界人士的最高荣誉。他被英国国王封为爵士。他去世时,关于他生平事迹的书籍足有整整两卷,长达1466页。他是威廉·奥斯勒爵士。1871年春他读过的那21个词汇出自托马斯·卡莱尔,这些词汇让他在此后的人生中远离了烦恼:“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遥望远方的黑暗,而是关注于眼前。”

42年后一个微风和煦的晚上,耶鲁校园里的郁金香迎着春风盛放,就是这个人——威廉·奥斯勒爵士,对耶鲁学子们发表演说。他告诉这些学生,像他那样一个任教于四所大学、写过一部畅销书的教授,理应有一个“卓尔不凡的大脑”。他宣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脑子“平庸之极”。

那么,什么才是他的成功秘诀呢?他解释说,他的成功归功于他所说的活在“日密舱”里。这话怎么讲?在耶鲁演讲前几个月,威廉·奥斯勒爵士搭乘一艘邮轮横渡大西洋。船长站在驾驶舱里,按动一枚按钮——机器“叮当”一声,瞬间变戏法似的,轮船一些部件立即纷纷关闭,然后轮船进入“水密舱”。

“现在,你们每一人——”威廉·奥斯勒博士对这些耶鲁学子说,“你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部比巨型邮轮更了不起的组织,航程也更远大。我要告诫你们,学会控制,生活在‘日密舱’,这才是航行最安全的保障。去驾驶舱看看,至少确保主要隔水舱运行正常。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按一下按钮,把“过去”——死去的昨天关在外面;接着,按另一个按钮,一个金属舱壁再次关上,那是“未来”——还未诞生的明天;这样你就安全了——你的今天就安全了!

把未来关闭得和过去一样严严实实吧……未来就是今天……永远就没有个什么明天。人类的救赎就在今天。一个对未来担惊受怕的人,精力的损耗、内心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烦恼会像咬尾的蛇一样紧追不舍……那么,将过去和未来的大水壁关闭了,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活在当下的‘日密舱’中!”

奥斯勒博士的意思莫非是我们完全不必为了明天而未雨绸缪?不,完全不是。在那场演讲中他接着说过,对明天最好的准备方式就是集中你们所有的智慧和热情,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无可挑剔。这是迎接明天唯一最可行的办法。

在耶鲁大学,威廉·奥斯勒爵士呼吁学生按耶稣基督祷告的那样开始每一天:“把今天的面包给我们。”

记住,这句祷文只要求今天的面包,而没有抱怨我们昨天吃下去的旧面包,也没有说:“主啊,近来小麦带干旱,可能还会干旱,明天秋天我可去哪儿找面包啊?——或者我要是失业了,主啊,我去哪儿找吃的啊!”

没有,这句祷文只教诲我们找今天的面包。因为,今天的面包可能是你唯一能吃到口的。

多年前,一个身无分文的哲学家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晃荡,那儿的人生活得很艰辛。一天,人们在一座山丘上围绕着哲学家,他发表了一场演说,在人类历史上其引用率可能空前绝后。他的演说包含26个词汇,回荡了几个世纪之久:“不要去想什么明天,因为明日自有明日的想法,活好今天才是正道。”

很多人反对耶稣的这句话:“别想明天的事情。”他们将这句话斥之为完美建议和神秘主义。他们说:“为了保护家人,我必须买保险;为了养老,我必须攒钱;未来将来,我必须早做打算。”

没错!你当然必须。实际上,耶稣这句话是300年前翻译的,在詹姆斯王朝时的意思和今天的意思并不一样。300年前,thought这个词的意思常常指anxiety(焦虑、忧虑)。现代版《圣经》对耶稣这句话的引用更为准确:“别为明日忧。”

是的,无论如何,想着明天;为了明天未雨绸缪,但别因为明天而烦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军事领导人为明天做了谋划,但他们无法承受烦恼之重。

“我为最好的将士配备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武器。”指挥美国海军的欧内斯特·J.詹姆斯上将这样说,“还给了他们执行使命的最佳方案,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如果一艘舰艇被击沉。”欧内斯特·J.詹姆斯上将接着说,“我没办法把它打捞起来。如果一定会沉没,我也束手无策。我能更有效地为明天的事情工作,而不是为昨天的事情懊恼不已。另外,如果我任由那些烦恼缠住我,我也扛不住。”

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乐观思维和悲观思维最大的区别在于——乐观思维能理顺事情的前因后果,取得符合逻辑、建设性的计划;悲观思维则经常引起紧张和神经崩溃。

我荣幸地采访过阿瑟·海斯·苏兹伯格,1935到1961年间,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的出版人。苏兹伯格先生告诉我,当“二战”硝烟弥漫欧洲时,他惊慌失措,对未来太焦虑,以至于几乎无法入眠。他常常半夜起床,取出画布和油画笔,看着镜中的自己,试图画一幅自画像。其实他根本不会画画,但为了驱逐焦虑,还是画了。苏兹伯格先生告诉我,他从来无法祛除他的焦虑,直到他将一首赞美诗中的词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步对我足够”。

光明指引……

我紧随你的脚步:

我勿需眺望远景;

一步对我足够。

大约同一时间欧洲某个地方,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也学到了人生这一课。他的名字叫特德·本杰明诺,来自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的焦虑使他患上了一级战斗疲劳症。

“1945年4月。”本杰明诺写道,“我的焦虑发展到了医生所说的‘痉挛性结肠炎’——那是一种能引起剧烈疼痛的病。如果战争不是那时结束,我整个人肯定早就垮了。”

本杰明诺接着说:“我当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是墓地登记员,隶属于第94步兵师,是没有军衔的那种军官。我的职责就是对在各项行动中所有阵亡、失踪和负伤住院的人员建立档案,并保存这些记录。我还必须协助把那些在战斗最激烈时阵亡后匆匆浅埋的军人尸体——无论是盟军还是敌军的,挖出来进行深埋。我还必须将阵亡军人的个人物品收集起来,负责寄送给他们的家人或近亲;对这些物品,他们非常珍视。

我担心不停,生怕出什么纰漏,引起尴尬。我担心我能否完成这任务。我担心我能不能活到抱一抱我那唯一的儿子的那一刻——他才16个月大,我还没见过呢。我焦虑和疲惫得体重掉了34磅。我狂躁不安,距疯掉只一步之遥。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发现它们简直就是皮包骨。一想起回家时成了个废人,我就魂飞魄散。我崩溃了,像孩子似的哭泣。我脆弱极了,一旦独处我就泪流满面。在巴尔吉战役后不久的那一阵,我哭得太多了,连做一个正常人的希望都差点放弃。

“最后我去了部队医院,一位军医给了我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在做了彻底体检后他告诉我,我的问题是心理上的。他说:‘特德,我希望你把自己的生命看成一个计时沙漏器。你知道,在沙漏器顶部有不计其数的沙粒,所有沙粒都会缓慢而均匀地穿过容器中部的狭窄瓶颈;除非把沙漏弄坏了,你我没有任何办法能多让一粒沙子经过瓶颈。你,我,或任何别的人,都像沙漏器一样。每天早上一起床,我们会觉得有几百个任务需要当天完成;然而,如果我们不按部就班一个一个地来——就像沙粒通过沙漏器的瓶颈一样,慢慢地来,有条不紊地来;不论我们的身体还是心理,都会垮掉的。’

“自从军医给我上了这堂难忘的课那天后,我便开始践行这些哲学。‘一次一粒沙……一次一件事’,这个忠告在战争期间不仅挽救了我的身体,还挽救了我的心灵;对我目前在广告印务和平面印务公司担任的公共关系和广告经理这个职务,也很有帮助。我发现,那些战争时期出现的问题,在职场中同样出现了:太多事情需要马上处理——而时间却太紧。

譬如,库存太低,新表格需要填写,进货需要安排,地址要修改,办公室开张关张,等等。我记起那位军医的话‘一次一粒沙……一次一件事’,才没有方寸大乱。通过不断温故这句话,我以一种有效得多的方式完成了任务,那种在战场上差点毁了我的迷茫和紊乱感烟消云散。”

关于当代生活方式,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之一是:我们的医院一度把一半病床留给了各种精神和心理病人——无数个“昨天”累积起来的千钧重压和令人忧惧的“明天”,终于将这些人压垮。然而,这类病人绝大部分原本并不需要住院,他们原本可以过着幸福有意义的生活——如果他们一早就知道耶稣所说的“别为明日忧”或者威廉·奥斯勒爵士说的“活在日密舱”的道理。

此刻,你我正好同时站在两种永恒的交会点:不堪回首的浩瀚而永恒的历史以及连通永恒的未来。我们不可能置身一种永恒里——不可能!甚至不可能活在被分割的一秒钟之内。如果非要去折腾,必然身心俱毁。所以,还是知足常乐,活在我们唯一能够存在的时间内:从现在起,直到上床就寝。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这样说:“无论负担多么沉重,任何人都能撑一天;无论工作多么艰难,任何人都能坚持一天;从朝霞到日暮,任何人都能生活在甜蜜、耐心、珍爱和纯洁之中。这就是生活的全部要义。”

是的,这就是生活对我们的要求。但对于密歇根州萨基纳多的E.K.谢尔兹太太而言,在学会“活在今天”之前,她陷入了绝望——甚至处于自杀的边缘。谢尔兹太太向我讲述她的故事时,这样说道:

“1937年,我丈夫去世了。我极度抑郁——几乎不名一文。我给我的前雇主——堪萨斯市洛奇福勒公司的里奥·洛奇先生写了一封信,恢复了我以前的工作。以前我是以去乡村和小镇推销《世界百科全书》为生。两年前,我丈夫生病,我卖掉了我的汽车。恢复工作后,我想方设法凑齐了买一辆二手车的首付款。我曾以为,重操旧业有助于缓解我的抑郁症,但孤身一人开车,孤身一人吃饭简直让我难以忍受。有些地方生意不好做,我觉得很难赚够买车钱——尽管那也不算什么大钱。

“1938年春,我去密苏里州的维塞里斯卖书。那儿的学校很穷,路很旧。我如此孤独和沮丧,甚至想到了自杀。我的日子毫无奔头了,我恐惧明天早起面对生活。我担心一切:还不起购车款,付不起房租,吃不起饭,身体日渐垮了却看不起病……只有两个想法阻止了我的自杀:我姐姐会伤心欲绝,我没钱支付我的葬礼。

“后来的一天,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将我从沮丧里拽了出来,并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其中一句话非常鼓舞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文章中这句话对我的恩典。这句话是这样的:‘对聪明人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生活。’我把那句话打印下来,粘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这样,开车时每一分钟都会看到。我学会了忘记昨天,也不想明天。每天早晨,我都对自己说:‘今天就是新生活。’我发现,每一次活过一天不算太难。

“我战胜了我的孤独恐惧,我的需求恐惧。现在的我很开心,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我现在明白,无论今后生活怎么变幻,我都不会再恐惧了;我现在明白,我不必为未来恐惧;我现在明白,我能一次活好一天;我现在明白‘对聪明人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生活’的含义。”

底特律不久前去世的爱德华·S.伊文斯先生,在领悟“生活就是活在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肌理中”这句话之前,差一点杀了自己。爱德华·S.伊文斯幼时家境贫寒,他挣的第一分钱是做报童,随后在杂货店打工。再后来,为了养活家里七个人,他去做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尽管薪水少得可怜,他却担心丢掉饭碗。八年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创业。

但一旦开始,他凭东拼西凑的50美元老本,仅在第一年就赚了两万美元!然后是一场变故,一场要命的变故。他为一个朋友做贷款担保,这个朋友却破产了。很快,祸不单行——他存款的那家银行倒闭了。爱德华除了将赚到的每一分钱全部亏掉,还倒欠一万六!他无法承受这个打击。

他告诉我:“我寝食难安,我很奇怪地得了一种病——焦虑症。焦虑,我的病完全是焦虑引起的。有一天当我走在街上时,走不动了,昏倒在人行道上。我被送到病床上,我身上长满了大疡肿。大疡肿向体内发展,直到我一病不起,备受折磨。我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最后,大夫告诉我只有两个礼拜可活。我吓坏了,写好遗书,躺回病床等待末日来临。现在,挣扎和焦虑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放弃了,放松了,睡着了。此前几个礼拜,我没有一天睡满过两小时;现在呢,反正尘世间的一切都已了结,我睡得跟个婴儿似的。我的精疲力竭开始逆向发展,我的胃口回来了,我的体重居然增加了。

“几周后,我能拄着拐杖走路了。六周后,我就回去工作了。我曾经一年赚了两万美元,现在找了个每周付我30美元的工作我也很开心。我的工作是销售——汽车装船运输时,需要在车后轮上装阻隔物——我就卖那种阻隔物。我现在汲取了以前的教训。对过去,我无怨无悔;对将来,也从容坦荡。我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全部倾注于销售工作中。”

爱德华·S.伊文斯的事业从此突飞猛进。几年后,他成为伊文斯产品公司老总,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好几年了。如果你飞临格陵兰岛,可能会降落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伊文斯机场。当然,如果伊文斯不能领悟“活在‘日密舱’”的含义,他绝不会取得这些成就。

你可能会想起怀特·奎恩说过的那句话:“给你昨天的果酱,给你明天的果酱,但今天的果酱想都别想。”

此句话比喻那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和空头支票。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为昨天耿耿于怀,为明天惴惴不安,却从来不抓住眼前的醇厚的“果酱”。

本文选自《人性:优点与弱点》,北京大学出版社

读写客:金钱不能买什么?

导语:“正义”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30年来已经有超过14000名学生修读,创下哈佛大学纪录。这门课的授课视频以及国内出版的《正义》一书,让中国人也接触到了美国的“学术明星”迈克尔·桑德尔。他的新作《金钱不能买什么》探讨了市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金钱和市场的道德边界何在?什么东西是金钱不能买的?

读写客:金钱不能买什么?

书名:《金钱不能买什么》作者:迈克尔·桑德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迈克尔·桑德尔美国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政府管理学讲席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的理论代表人物。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毕业后受聘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上世纪80年代初以其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蜚声西方学界。在哈佛大学教授的本科通识课程——正义,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30年来已经有超过14000名学生修读了这门哲学课,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

在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正义》的课堂上,迈克尔·桑德尔娴熟地运用各种案例来与本科生们讨论一些政治哲学命题,这门课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使他成了一名世界知名的“学术明星”。而在此之前,桑德尔在哈佛大学已经任教将近30年,他所主讲的这门课程早已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在这30年中,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的时代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影响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边界。这种变化似乎十分自然,自然到人们往往会习以为常,但是桑德尔则敏锐地洞察到一些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重大的社会道德困境乃至危机。

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在中国网络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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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义》的课堂上,市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讨论的例子也仅仅是花钱雇人服兵役和雇佣代孕妈妈这样的问题。桑德尔并不满足于此,因为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极为重要、但又极为缺少公共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与应对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伦理与道德困境?于是,桑德尔将他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思考总结成了一部通俗的《金钱不能买什么》,旨在延续以往的风格,通过一系列案例的讨论来分析市场以及市场原则的边界。这本书入选了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决选名单,时下正在中国热销,引发人们思考有关市场的道德局限。

面对一切都待价而沽的发展趋势,人们不能不感到隐忧

日本推美女大腿广告位 女孩可出租玉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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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通过列举一系列案例开始了“金钱不能买什么”的探讨,在这些案例中,金钱起到了让人有些意外的作用。例如,通过付钱,犯人可以改善牢房的条件,移民可以获得美国的绿卡,学生也可以得到大学的录取名额,诸如此类;反过来,出租身体的部位充当广告位,担任制药公司的人工试验对象,按照他人需要而代其通宵排队等行为,则成了赚钱的新途径。“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桑德尔将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的这个时段,称之为“市场必胜论的时代”,这是桑德尔这本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论断,也是所有案例讨论的基本背景和来源。西方国家坚定相信市场是通往繁荣和自由的坦途,但是,当市场取得了所有的正当性并缺乏有效的制约而肆意扩张和发展时,各种问题也随之逐渐累积起来。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种契机,人们由此开始质疑“市场必胜论”的正当性,并开始反思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就市场与道德规范的关系而言,人们很容易会想到市场中的人性贪欲会引发一系列道德问题。市场确实可以成为人性贪欲的演练场,不断刺激人们去获取更多的财富甚至由此引发不道德的作为,但是市场同样也可以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提供机会和资源。桑德尔所关注的,并不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更为重大的、并不那么容易发现的问题:市场和市场价值观已经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面对一切都待价而沽的发展趋势,人们不能不感到隐忧,而在桑德尔看来,这种隐忧有两种基本的理据。

首先,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越多,社会不公的问题可能会更加凸显。在市场必胜论之前,即便富人能够购买各种奢侈品,但却买不到医疗保健、社区安全和入学机会等公共物品。然而如果所有好东西都可以买卖,那么穷人改善生活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贫富之间就会产生更强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差距扩大。由此,在金钱变得愈发重要的同时,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也愈发尖锐,社会不公也出现新的表现形式。

其次,在桑德尔看来,市场本身并非完全中性,而是具有某种腐蚀性。这种腐蚀性是指,通过交易的方式来对好东西进行买卖的背后,隐含着人们对所交易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神圣和美好的事物被明码标价,本身就是一种腐蚀。换言之。市场在所谓的“公平交易”的原则作用下,实际上侵蚀了很多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价值观念。比如买卖儿童之所以被社会所禁止,就在于这种交易严重侵害了人的神圣价值。第一种理据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思想家都进行过思考和论述,而第二种理据则是桑德尔的独特贡献。

市场的价值观(买卖的逻辑)本来应当限定在一定的领域之内,但是它却很容易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侵蚀这些领域原有的价值观念。对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讨论,使得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的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市场社会”,前者是将市场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生产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一种被市场价值观渗透到各个领域的生活方式。当市场发生了“质变”,由工具变成主宰的时候,重新思考市场的角色和范围,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通过激起公众广泛参与的讨论,重新划定市场规范的边界

读写客:金钱不能买什么?
黄牛的存在让“花钱即得”的市场伦理便与“先到先得”的排队伦理矛盾

面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桑德尔并没有承诺给出最终的答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而言,这些理想的价值也会有所不同。此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完全依靠理论与逻辑的推演,而是更需要各种实践与经验的支撑。

因此,桑德尔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是通过不同案例所引发的辩论,来分析不同观点的价值,从而辨析出更加合理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要通过这些案例和问题,来推动公共讨论的展开。因为即便在西方社会,关于市场道德性的公共讨论也是非常缺乏的,如果要赋予市场以合理的道德意涵,划定市场规范的边界,则必须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

基于上述目的,在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里,桑德尔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分析了有关插队、激励措施、保险、冠名权等问题的各种案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论辩的理由,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些细致的分析和思辨,为未来的公共讨论奠定了一个简明的哲学框架。书中繁多的案例反映了“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一问题的不同侧面,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大体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认识金钱与市场在道德领域的作用及其局限。

第一,冲突性视角——当市场规范延伸到非市场领域的时候,势必会与原有的价值规范产生冲突。例如,当有人花钱雇人排队以获得所需物品时,“花钱即得”的市场伦理便与“先到先得”的排队伦理产生了矛盾,甚至会把后者完全取代。两种伦理均有一定的正当性依据,它们的互相争辩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市场把它的手向非经济生活领域伸得越深,市场与道德问题就纠缠得越紧。”

第二,局限性视角——金钱和市场本身并非万能,并且应当受到一定价值规范的制约。一般而言,“金钱不能买什么”很好回答,金钱可以买到物质性产品,但不能买到诸如友谊和诺贝尔奖这样一些富有强烈而独特的精神意义的物品。而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金钱不应当买什么”,一旦上升到“应然”层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道德与伦理的价值观,我们可以雇人道歉并购买婚礼祝词,但是这些行为所负载的情感与价值内涵不应当随着买卖而流失。

第三,变迁性视角——人们的道德标准与耐受力会由于市场规范的扩张而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保险业最初就是与赌博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用人的生命和死亡作为赌注获取利益,显然具有很强的不道德性。而现在,人们早已对保险司空见惯了。这样的变迁说明,市场的逻辑与规范会逐渐改变人们对“不道德”行为耐受力,但同时也说明,金钱与市场的强大诱惑使人们容易为了一定的利益而遗忘原有的道德价值。

说到底,桑德尔关于市场的道德局限的讨论,依然是对正义的探求,是对社会不公正和人类伦理道德的深切关怀。桑德尔的同事、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论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对正义的探求离不开思想的争鸣,因此,桑德尔试图让大众重新关注正义与市场道德的问题,并鼓励大家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把道德观念与伦理价值重新找回来,从而在具体的问题和语境中去界定市场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或无心进行关于正义的理论建构,但如果通过公共讨论的形式来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追问,这本身就是对正义的建构,尽管正义的标准可能会存在诸多的争议。

莫让时代与社会的价值像货币般,不可避免地贬值

读写客:金钱不能买什么?
陈光标的种种高调行为,颇带有“金钱万能”的潜台词

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桑德尔的写作似乎日渐远离最初的纯粹的哲学思辨,越发变得通俗和简明;作为一名教授,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他在哈佛的课堂扩展到了社会公众领域。颇有点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写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变成了畅销书作家,然而这种市场销售的成功似乎反过来影响了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价值。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看似琐碎的各种案例,桑德尔的分析中依然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启迪。

哲学家的魅力之一,就是能够让人对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现象产生一种陌生感,进而通过一系列思辨重新再熟悉它,经历这样一种思想历练的过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大不相同了。而且,这种哲学思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跨越国界的,正如《泰晤士报》对这本书的评介所说:“桑德尔用其政治哲学的力量,承担起我们普遍的不安感。”这种普遍的不安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而言均适用。

中国在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不断转型的同时,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在不断累积。如果之前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改革,那么接下来的改革则应当是一种问题导向型的改革。其中,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价值失范问题,成了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早已层出不穷的市场“越界”的现象,不仅仅只是宏观的社会问题,更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人热衷于“权钱交易”与“权力寻租”,少数寺院高薪聘请僧尼来为旅游事业打工,甚至有的象牙塔中的学者也变得心浮气躁,“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一切既让人眼花缭乱,也会让人去重新反思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去重新寻找生活中的价值原则与道德意义。否则,这个时代与社会的价值,就会像作为金钱符号的货币一样,不可避免地贬值下去。

(本文作者 杜欢 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金钱不能买什么》精彩摘录:越来越主宰我们周遭生活的买卖逻辑

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高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三分之一。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住权。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各类濒危物种。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1500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那些愿意支付1500-25000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资讯服务和当日预约就诊的机会。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印度已经成了西方的“造婴工厂”
印度已经成了西方的“造婴工厂”

与此同时,如果你需要多挣些钱,现今也有很多新路子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500美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000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在国会山为一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和其他人去排队。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励给他们一点钱。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378美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措施。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3000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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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客:先爱个人,后爱国家

(读《日本人与中国人》时)对比发现,我们在历次的变革之中,技术学来了,武器预备了,制度安排了,民族突出了,国家独立了。凡此种种,却从来没有一次,人的权利预先得到了安置与尊重。失落了把人作为国家存在和国家权利的基础这样一个观念,国家就不是国家了。

读写客:先爱个人,后爱国家
作者: 陈舜臣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译者: 刘玮

已故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是班里惟一的华裔学生。有一次,她的同学问她: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的话,她会站在哪一边?她几乎被这个问题击垮了。

穷其一生,她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用英文写作,可是题材全都是中国的。第一本著作几乎直指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第二本著作是在中美引发风暴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达10周之久。第三本书仍然耽留在一个同源的选题之上:研究华人移民史的《美国华人史录》(The Chinese in America)。

作者: 张纯如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副 标题: 被遗忘的大屠杀
作者: 张纯如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副 标题: 被遗忘的大屠杀

可是似乎她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在《美国华人史录》的前言中,她写道:“我们漂泊在大洋的两岸,而两岸的人都以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没有人愿意承认,我们是属于他们那个海岸的。”身份认同的危机似乎耗尽了她的生命。据说,她2004年的自杀乃是因为长期沉浸在这些痛楚的记述之中,以致罹患严重的抑郁症。

对于那些生活在异域土地上的人,这种身份的认同危机,以及被所在国的民众所接受的程度,恐怕都大致相同吧。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却讲了一个有些异样的故事。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洛弗在幕府晚期就来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他经营煤矿,建设船港,并且在他居住的六甲山建了别墅,修了高尔夫球场。他入了日本籍,娶了日本妻子,把家安在了日本,甚至禁止他的孩子们穿西服。由于他对日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对乡里的庇荫,他被誉为“六甲山开山之祖”,他去世后当地人为他修建了纪念碑。太平洋战争之后,他成了敌人。政府派石匠去凿碎了纪念碑。70年代当日本政府意图重新修建纪念碑的时候,格洛弗的子女们却犹豫了。

在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度里,人们的心里只有国家,没有了同胞。对于中国人来说,张纯如其实是同胞;对于日本人来说,格洛弗其实是同胞。但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国族就是一切。

陈舜臣在讲这个故事的著作《日本人与中国人》里,这样写道:“只有日中友好,本书作者才有安住之处。”

陈舜臣的祖籍是台湾,出生在日本神户。1990年入了日本籍。他1960年代即以推理小说获得了文学大奖江户川乱步奖。他早期是以推理小说发家,进入中年之后,几乎全部写的是中国题材,包括曹操、孙中山、李自成、诸葛亮等等。应该说,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催迫着他下了极大的力量去研究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他写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赢得了日本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奖。他的同学司马辽太郎这么评价:“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可以说,他对于日本了解中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可是,我以为,如果他在中国各地掀起反对日本占领钓鱼岛的那个时候来中国的话,只能被当成汉奸,当街掌掴。尽管我认为他和张纯如一样,应当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同胞;但是在那个爱国情绪高涨的时间里,连我们那些拥有日本汽车、在日本商店里打工和开设日本商店的同胞,都已经不是同胞了,更何况这些拥有异族身份、也居住在敌对国领土上的人?

读写客:先爱个人,后爱国家
砸日系车、烧丰田4S店,以“爱国”之名

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中,陈舜臣一再阐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个重大差别,是中国乃是一个人的社会,他们崇拜圣人,并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填补生命的意义。但是日本人对人的依赖只有50%,另外50%他们用审美意识来填充。

我觉得陈舜臣是抓住了中国民族生存的本质。儒家乃是一种入世哲学,无论我们如何去否定君臣父子这样的层叠关系,整个儒家的内在本质,都乃是理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整个儒教国家的本质,都建立在人的关系基础之上。

但是一个物化了的国家观是如何的呢?在这种观念里,有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也有强调民族崛起的;有强调政治挂帅的,也有强调经济发展第一的。但是无论什么,都没有人以及人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物化的国家观念以国家、民族、群体、党派等等实体存在,或者以繁荣、富强、独立、稳定、主权等虚化概念,覆盖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的整体关系之上,掩盖了在一个国家之中人的生存与人的关系调整乃是最为重大的问题这一实质,从而误导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基本需求。物化了的国家观念,这次可以要求人们把民族、主权、领土等等置于人之上,下次也就可以要求把稳定、统一等等置于人之上。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被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也就是说,在我们以往的历次变革运动之中,全都缺乏人性论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而统统以物化国家来抹杀变革的最基本取向。清政府内部的洋务运动没有,改良派的戊戌变法没有,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没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也没有。而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变革,其根本的发端,就在于宗教统治抹杀了人性的存在,因此整个欧洲起来革命,要还给人本身的生存权和尊严。人性论乃是整个欧洲乃是世界变革的基础,乃是现代形成的根本。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领土等等观念,都只是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诸多观念而已。如果没有了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民族自决与国家独立,所为何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田园合奏》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田园合奏》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之中,人或者人所构成的社会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来都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儒家是同意革命的,也就是最基本的所谓人心向背。就是说,当国家侵犯到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他的正义性也就丧失了。“纣无道,武王伐之”。在治理国家方面,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也认为人的利益是高于国家利益的吗?

现代国家的观念自然更加强调的是人的权利。政府不得侵犯个体的权利。个人有权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免予国家的侵犯。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人的权利高于国家权利的论述。

而我们在历次的变革之中,技术学来了,武器预备了,制度安排了,民族突出了,国家独立了。凡此种种,却从来没有一次,人的权利预先得到了安置与尊重。

这是否也就是说,我们一再地把国家的权利安置在了人的权利之上,致使我们今日每每有以国家利益侵犯私人利益,民族利益凌驾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个体利益的现实?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传统叙述之中,以及作为舶来品的西方叙述之中,都乃是以人作为最基本的构成,并且强调人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落了把人作为国家存在和国家权利的基础这样一个观念的呢?

先爱同胞,后爱国家。这才是一个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国家逻辑。没有同胞,哪来国家?在我们以往所有的抗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中,中国从来就没有把这个逻辑摆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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